溪头是泾县东乡一个古老的村落，幽深而曲折的溪头老街至今还较为完整地保存着，只要你稍稍留意就可以窥见当年“七里垛”的气势和热闹繁荣的景象。这个曾经以盛产茶干而闻名的皖南古镇，以胡姓为主，聚族而居。长期以来繁荣的经济，不仅使胡姓繁衍成庞大的望族，而且教育发达、文化兴盛、名人辈出，仅近、现代就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其中成就最高最富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胡朴安、胡怀琛、胡耐安和胡道静四位文化大师了。

    胡朴安（1878～1947），文字训诂学家。原名韫玉，字朴安，泾县溪头村人。他从事汉语文字和训诂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几十年，曾先后任教于上海大学、持志大学、国民大学和群治大学等。著有《文字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中国文字学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37年）、《中国训诂学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俗语典》（主编，上海广益书局，1922年）等。其中，《文字学ABC》一书是一本文字学通俗读物，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从文字的起源讲到文字的变迁、废弃和增加，对甲骨文、古文、篆文、隶书等都有相当的说明。中篇说明六书的次第及功用，并分别用实例阐明各自的内容。下篇是研究文字学的书目。这是为研究文字学的人提供的一部基础参考书，其中显示了作者博而能约的能力。《中国文字学史（上、下）》一书共分四编，材料详实，观点明确，是研究文字学的一部很好的参考书。作者在书中主要叙述和研究了文字学各派著作及作者，阐明文字学学说的源流及系统。他依文字学的演进，将文字学史分为四期：1、秦汉至隋，为文字书时期；2、唐至明，为文字学前期；3、清代，为文字学后期；4、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为古文字学时期。该书的出版是个开创性的工作，作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训诂学史》一书除了序言外共分6章，即1、尔雅派训诂；2、传注派训诂；3、释名派训诂；4、方言派训诂；5、清代训诂学之方法；6、今后训诂学之趋势。他搜集清代汉学家的训诂方法加以编纂，建立起训诂学的轮廓。他所主编的《俗语典》收条繁富，所寻出典多有新编成语词典所不及的，是一部具有现代专科工具书功能与效应的辞书。此外，他还著有《中国言语变迁的痕迹》（《时事新报》上海，1928年12月20日）、《汉碑在文字学上之价值》（《时事新报》上海，1929年1月17日）、《中国文字之发生与变迁》（《中国学生》1936年第2卷第1～4期合刊）、《声韵略论》（《文风》1936年第3期）、《从文字学上考见中国古代之声韵与语言》（《学林》上海，1941年第9辑）、《文字学之价值》（《学术界》上海，1944年第2卷第5期）等论文。

    另著有《易经学》、《易序卦说》、《诗经学》等著作六十余种。

    胡朴安不仅与李叔同同为“南社”社友，还曾一起编辑过《太平洋报》，有过一段朝夕相处的时日。

    对于弘一大师的研究律学，胡朴安的评价是:“文人学子学佛者,多学禅宗,或学相宗,近世多学密宗,大师独精严戒律,此所以德高而行严也。近十余年，未见大师之面，而大师之德愈高，而行愈严，为海内外学佛者所钦仰，不仅朴安一人。”
    李叔同出家以后，胡朴安每次到杭州，仍要设法去见他。有一次，胡朴安到杭州的灵隐去见弘一，后又赠诗一首：
    我从湖上来，入山意更适。日淡云峰白，霜青枫林赤。
    殿角出树梢，钟声云外急。清溪穿小桥，枯藤走绝壁。
    奇峰天飞来，幽洞窈百尺。中有不死僧，端坐破愁寂。
    层楼耸青冥，列窗挹朝夕。古佛金为身，老树柯成石。
    云气藏栋梁，风声动松柏。弘一精佛理，禅房欣良觌。
    岂知菩提身，本是文章伯。静中忽然悟，逃世入幽僻。
    为我说禅宗，天花落几席。坐久松风寒，楼外山沉碧。
    胡朴安不是佛门中人，却描绘了弘一大师的僧侣生活。

    不过弘一大师对此诗的部分句子不以为然。他对胡朴安说：“学佛不仅精佛理而已，又我非禅宗，并未为君说禅宗，君诗不应诳语。”胡朴安为此只好承认自己囿于文人习惯，却不知犯了佛教诳语之戒。从此事中，人们足见弘一大师学佛之精严。胡朴安在写了那首诗后，弘一大师曾书“慈悲喜舍”一横幅答之。

    1939年，胡朴安患脑溢血，半身偏瘫。于是决心学佛，“以自宁静”，很想得到学佛有成之人的指导。他在未学佛之前得到过弘一大师的点拨，但在学佛之时却无缘获取弘一大师的启示，深以为憾。不过他以为来日方长，总会有与弘一大师再聚的日子。

    然而，他的这个愿望还未实现，弘一大师就于1942年10月圆寂了。获此消息，胡朴安悲痛难当，他说：“此朴安之心所以尤怦怦不能自已也。”

    胡怀琛（1886—1938），原名有怀，字季仁，后改字寄尘。泾县溪头村人，胡朴安之弟。6岁入村塾，读“四书”与五经、七言诗。7岁能诗，10岁应童子试。因不愿作经书试题，即赋诗一首，交卷而出。诗云“如此沦才亦可怜，高头讲章写连篇；才如太白也遭谪，拂袖归来抱膝眠”。大有狂放不羁气势。20岁又应试，因不避清帝讳，被黜。此后深恶科举，从不作八股文与试帖诗，而随仲兄习拳术、腾跃术，经年便能跃上丈高墙头。后去上海入育才中学（即南洋中学）就读，更名怀琛，改字寄尘，别号秋山。毕业后以卖文自给，终日秉笔，日写千言，勤奋好学，无时或已。宣统二年（1910）受《神州日报》之聘任编辑。在新思潮影响下毅然剪辫，并以文字竭力鼓吹革命。翌年（1911）与仲兄朴安一起加入南社，旋又与柳亚子结成金兰之契。辛亥革命爆发，与柳亚子编撰《警报》鼓吹革命。《神州日报》发表文章诋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怀琛愤然退出该报，到《太平洋报》工作，与柳亚子负责该报文艺版编撰工作二年，后又至《中华民报》编辑文艺，在新闻界颇著名声。民国5年4月至10月去京奉铁路编译局任科员，历半年，辞职南归。民国8年编写《长江、黄河》、《自由钟》等通俗诗刊，自费印售。翌年应沪江大学之聘任教国文系。校长美国人魏馥兰（Franco·J·WHcire）多次劝他加入基督教，均予拒绝。后辞职离校，应王云五邀聘去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参与革新初等、中等学校教科书编选工作。同年任该书馆《小说世界》编辑，后又参加编辑《万有文库》古籍部分工作。民国21年“一·二八”中日战事发生，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解散，遂受聘上海通志馆任编纂。自民国6年起至28年，胡怀琛先后在广益、进步、商务等书局担任编辑，在中国公学、沪江、国民、持志等大学及正风学院担任教授，授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此间，选编、撰写、著述，仅据存目就多达152种，约1500余万字，涉及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文选、文学史、哲学、经学、佛学、考据学、地方志、诗歌学、小说学、修辞学、杂记、传记、评论、童话、儿歌、诗歌、小说、应用文等，门类十分广博。主要著作有《围堂概说》、《中国文学史略》、《修词学发微》、《中国诗学通评》、《中国民歌研究》、《中国小说研究》、《中国文学的过去与未来》、《中国戏曲史》、《大江集》、《胡怀琛诗歌丛稿》、《文艺丛谈》、《十年旧梦》、《最短之短篇小说》、《清季野史》、《上海外记》、《苏东坡生活》、《陆放翁生活》等百余种作品，大都由当时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大华书局、崇文书局、新中国书局、益书局、上海通志馆等先后出版。

    怀琛一生好学，家境贫窘，无恒产，喜购书籍。初寓上海南市，寓所于民国2年遭战火烧毁，后迁法租界福履里（今建国西路）居住。两次毁家，藏书殆尽，又倾囊购入，藏书万余卷。民国26年，“八一三”战事中，居所又遭炮火惊扰。至此，他已迁居26次。家难国仇，愤郁深重，染疾不愈，于民国27年1月18日在寓所“波罗奢馆”逝世。时年53岁。

    胡耐安(1899—1977)，泾县溪头村人。原名有祉，遵父遗言：“惟忍有济，能耐斯安”。乃以耐安为字，别署园。六十岁后号叟，七十岁后署乐翁。耐安出身簪缨世家，书香门第，幼承庭训，敦品励学。及长，赴日本读书，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民国12年秋，回国探亲，休学一年后由湘入粤，任湘军总司令部秘书，一年后仍赴日本续学。民国15年北伐战争开始，奉召回国服务。

    1927年 ，在上海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月底回武汉撰写了《回汉口来》一文，以亲眼目睹之事实，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血腥镇压上海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真相，发表于由孙伏园主编、1927年4月30日出版的《中央副刊》第38号上。1927年5月20日，在吴玉章、刘少奇、于若愚、潘云超、兰辛堂等组成的武汉各界联合会中，担任宣传科副主任。同年6月底，以中国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干事身份，参加中央青年部第八次干事会议。同年7月，以中央青年部代表身份，参加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一院举行的为期一周的第九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开幕式上致训词，在第一次会议上作政治形势报告，在闭幕式上作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青年运动之工作，是唤起民众、领导参加革命，当前学生运动，应注意8点。同年5月，在《中央副刊》上还发表了《工人群众在五一的奋斗》、《“五五”》等文章，呼吁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打倒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军阀蒋介石！后复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完成学业。回国后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秘书，后任中央宣传部计划委员，中国农业银行顾问，安徽省政府顾问。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首席参事，湖南省党务改组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国民党当局方将大用，而胡耐安不乐仕进，自甘恬退，息影沪上。先后在国立暨南、中山、边疆大学及省立安徽大学任教，育材甚众。1951年任职台湾"蒙藏委员会委员"，并在台湾政治大学政学系任教。1973年年届古稀，循例退休，仍兼教授。1977年9月因脑血管疾病逝世，终年79岁。

    胡耐安学不厌，教不倦，悟性高，通英、日文，中文造诣尤深，一生著述甚丰。在大陆任教期间，历川、湘、黔、桂、粤、闽、浙诸省考察，亦曾北临戈壁，南履黎岭，均有记述。期间著有《中国民族志》、《中华民族》、《边政通论》、《边疆民族志》诸书，征引翔实，文笔犀利，分析得失，士林推重。此外尚有《先秦诸子学》、《儒道墨三家评介》、《中国文字学检讨》、《民族学发凡》、《说》、《粤北排山住民》、《边疆宗教》、《贤不肖列传》、《新湘军志》、《园杂忆》、《香港三笔》、《六十年来人物识小录》等十余种，约百万言。耐安育子女9人，皆学有成就，或在大陆或在台湾各界服务。

    胡道静，生于1913年，卒于2003年，泾县溪头村人，我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农学史和文献学家，中国新闻界老前辈。1928年，道静先生插班考入上海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从此，他在系统深造的同时，广泛从师而学。1929年，道静先生拜父亲和伯父的至交、版本目录学海宁陈乃乾先生为师，进一步学习版本学、目录学，以及整理和影印古籍的专门知识。其时，朴安先生与一些学者组织了名为“中国学会”的学术团体，乃乾先生亦是会员，学会每两月有一次集会，道静先生作为“小会员”，借此机缘得以饱聆老师宿儒的高论。乃乾先生论版本之学，别有一番心得。他反对“玩物丧志”，主张实际效用，认为版本之学不一定是宋元珍本、名钞宝册，只是要从实际的校勘价值与是否为孤本、逸书、足本而定。乃乾先生的灼见，使他受益很深。此外，道静先生还从周予同先生学习经学史，周先生讲授的今文经学，使他开拓了思路。因为先前从学的顾实先生是古文经学家，门户谨严，使他在学术思想上受到较大的局限。又从吕思勉先生学习中国通史，从姚明辉先生学习历史地理学，从姜亮夫先生学习音韵学、敦煌学，从王庸先生学习地理学史，从陈守实先生学习因明学，从顾颉刚先生学习史学史，从蔡尚思先生学习思想史，从闻宥先生学习语言学、古文字学，从辛树帜先生学习农业生物学，从胡先骕先生学习植物学等。这些学习使他广阔地涉猎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很多领域，并深刻地受到这些学界前辈的影响。

    道静先生在深入攻研各门学科的同时，于古典科学技术方面的兴趣愈加浓厚了。其时，他父亲参加了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部分编辑工作，见自己的孩子对于古典科学的兴趣比古典哲学的兴趣都高，便将“万有文库”选题中的《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处理和发稿工作交给他做。于是他借此初步熟悉了我国古代传统的农业技术情况及其文献，并对沈括《梦溪笔谈》中涉及的农业生物学、农业气象学，耕作制度和农田水利学的许多条文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在辑佚学方面，道静先生也作出了成绩。王安石的《熙宁字说》是训诂学史上的一部奇书，郭沫若曾经说：“王安石研究学问的方法，与程、朱、陆等不同。他注意文字学，著《字说》。其解字法有四，即形、声、义、位，与现在研究文字学的方法差不多”。自熙宁新政失败后，此书久遭抹杀，明初所编《永乐大典》，已无《字说》可录。他在博览群书、手录秘册时发见现存的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的著作中散见不少引文，可以鸠集；还发现清四库馆虽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瓮牖闲评》、《考古质疑》、《东斋纪事》、《萍州可谈》、《张氏可书》等宋人笔记，但仍有《杨文公谈苑》、《倦游杂录》、《老学庵续笔记》、《就日录》等数十种未被辑录之已佚的著名笔记散见各书，可以辑集。于是，借课余工隙之际，辑集了《熙宁字说钩沉》和《宋人笔记钩沉》等稿，但都在“一·二八”日军侵沪之役中毁失了。

    在校雠学方面，道静先生同样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他手抄之书，凡底本壁还之前，总是手抄一遍，或嗣后再借补校，因此养成了躬录亲校的习性，校书也形成了读书生活的一部分。其时，他购得上海中国书店新印的严可均校道藏本《公孙龙子》一册，经与几个明刊本对校后，发现颇有异同，严校并未俱举，于是萌发了“尽取诸本校勘、诸家校语汇录”之意。他次第求得清人陈澧、辛从益注本，以及俞樾《诸子平议》和孙诒让《札》中的校语，一一对校过录，叠用各色笔写，底本上五彩缤纷。当时，适逢王献唐先生的《公孙龙子悬解》出版。遂潜心研读，并与自己的校本参照的循览。一九三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校雠学》一书。次年，又出版了他的《公孙龙子考》。

    1931年秋，道静先生从上海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毕业，因家境清贫，不得不帮父亲肩荷一部分家庭生活的担子，不再继续深造。次年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日本帝国主义者突然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他家住的闸北战区，被敌寇的炮火夷为平地，除了一家人逃出以外，全部藏书及文稿都化为灰烬。战事结束后，他随父亲进了柳亚子先生主持的上海市通志馆工作。此时，他年方二十岁，但工作十分努力，效率也很高，待人接物又非常诚恳，馆中同事都很敬佩和喜欢他。他父亲的老友亚子先生等每每称赞他“雏凤清于老凤声”。上海市通志馆创办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停顿于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上海市通志》虽未修成，但成就也不算少。其间，出版了三本《上海市年鉴》、四本《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两本《上海研究资料》。这些书刊中，道静先生执笔的文章，在质在量，都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正如柳亚子先生说的：“道静的成就最多”(见柳亚子的《怀念胡道静兄》，收入《怀旧集》，详见后述)。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上海图书馆史》、《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等著作，均于1935年由上海市通志馆出版。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侵略战争后，淞沪沦陷，通志馆停办，人员也都散了。不久，怀琛先生因忧愤而谢世。道静先生上奉孀慈，下抚弱弟，过着艰苦的生活。此时，上海市通志馆编辑部同仁在柳先生的支持下，办起一张以英国商人为发行人、在香港注册的中文报纸，名叫《通报》，传播抗战消息，鼓舞抗战斗志。他白天在中学任教，维持生活；夜间在《通报》任义务编辑，兼写社论。《通报》受到敌伪的恐吓和威胁，加之英国发行人的印刷厂要求的代价越来越大，几个依靠工资为生的书生凭着爱国热情自发出钱办的这张抗日报纸，财力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只得忍痛停刊。但由于这一工作，他在上海“孤岛”的抗日新闻界中赢得了一定的声望，被以美商为发行人的《中美日报》和以英商为发行人的《大晚报》先后延聘为记者和编辑，与美国反日刊物《密勒氏评论报》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当时，虽然租界“孤岛”尚未沦陷，但敌伪肆虐猖獗，常有手枪炸弹的威胁，道静先生被汪伪特务机关列名于黑名单，1940年夏天，在一处秘密工作地点遭到特务的炸弹袭击，幸免于难。然而，他还是坚定勇敢地做他的抗日宣传工作，并与柳亚子先生保持着通信联系。1941年，亚子先生离沪去香港。行前他委托道静先生将通志馆的文稿及一部分贵重藏书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道静先生后来通过天主教法国神甫的关系，由震旦大学图书馆代为保管，替通志馆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亚子先生到香港后，他们继续保持着联系，不以盛衰易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交通断绝，亚子先生离开香港。道静先生在敌人的通缉下，相机离开上海，先后在浙江金华、安徽屯溪继续致力抗日新闻工作。1942年5月，《东南日报》由金华撤退到福建，道静先生处理毕在金华的工作，搭乘最后一班列车西撤，车行到龙游站附近，遭遇日机追击轰炸，列车全部被毁，死伤很多。当时，桂林的《大公晚报》在报道此事时误报了他已遇难的消息，流亡在桂林的柳亚子先生见报后非常惊骇痛心，专门写了《怀念胡道静兄》一文，刊于一九四二年桂林出版的《野草》杂志上，后收入《怀旧集》。道静先生自己则在回顾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时说：“在那民族斗争尖锐的严峻年代里，遭遇过暗杀，经历过追踪列车的敌机猛烈轰炸，总算命大九死一生，死里逃生，但是生活的不宁，工种的多变，使我无能再用心于学问。年青时候的美梦，支离破碎，剩下迷惘和惆怅。”
    解放以后，道静先生以极大的热情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投身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工作。不久，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物处图书馆科科长，负责处理华东大区的图书馆业务调整工作。1954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他调任该所编辑。由于祖国新生，他获得了一个稳定的读书、工作环境，他的夙愿把《梦溪笔谈》校理出一个新版本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1956年春，道静先生校注的两巨册《梦溪笔谈校正》问世了。
    1957年，北京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他的《新校正梦溪笔谈》，这个《新校正》本，即是《校证》的简本也是《校证》本的补充本。《新校正》增加了用明万历沈儆蚧刊本校勘的校文，万历沈本是根据元大德九睥陈仁子刊本翻刻的，保持了元刻本的优点。这是在元刻本收归大陆、影印出版以前，首次用“准元刻本”的第一次校勘。

    《梦溪笔谈校证》问世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盛赞《校证》说“有似裴松之注《三国志》”。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中古籍整理工作的成绩，特别提到了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和道静先生校注的《梦溪笔谈校证》两书。当时，胡适在海外读到《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人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校证》的问世，也引起了国际科技界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1957年第10期)评论说：这两卷本的校证，对一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稿《传统的中国科学》第一讲中说：“胡道静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史学者，他对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以日本薮内清博士为顾问、梅原郁教授为领译，由十九位各学科专家组成的班子，费时十五年才译成、出版的日文本译本《梦溪笔谈》，在例言中说明译注时以道静先生的《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正梦溪笔谈》为依据，并说：“胡道静是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

    与此同时，道静先生在古农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多的成就。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全国掀起了大办农业的高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决定为清理祖国农学遗产作出贡献，规划编录一部尽可能完整的古农书目录及资料集。由于道静先生精通目录学，又熟悉祖国农业历史，故成为当然的人选而被委以此任。他充分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以高度的负责精神，遍检国内公私收藏中国古籍的目录、版刻图录、书志、题识，次第缮录，并潜心攻读传本农书，录其序跋，考订原委，将每一部农书的目录学资料都搜集比附在一起。如此积年累月，目耕手耘，至1966年初步，录存达百余万字，稿笺累叠可与书案比齐。

    1966年，国家开始了大动乱，道静先生的全家遭到“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道静先生及其全家终于重见了光明。劫后余生，他百感交集，对于一个学者，有什么比失去自己经年累月呕心沥血所搜集的资料、撰著的书稿而更痛心的呢!在这场浩动中，道静先生失去了十多年来用心血凝成的一百多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录》、四十多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内翰良方校录》、《沈存中逸著钩沈》、两度辑录的《熙宁字说钩沉》以及《沈括年谱》、《海隅读书记》等等。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我国文化学术事业的损失!但是，比这些更可痛惜的是，三千多封国内外师生写给道静先生的学术通信尽遭毁失，未有一纸收回。

    十年动乱，摧残了道静先生的身心，毁灭了他在科技史和古籍整理等方面的许多重要成果和积累起来的资料。自1978年起，道静先生先后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农业出版社顾问、中国农业科学院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顾问、国家农委领导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筹备会员、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上海宗教学会学术顾问(负责道教学研究的工作)等职，还兼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系的教授，并决心在有生之年，重新写出《梦溪笔谈补证》。他的英国友人、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在1978年再度访问我国时，用中文为他决心重写的《梦溪笔谈补证》题了签，以补在十年动乱中被毁失掉了的竺可桢老的题签。

    2003年11月5日晚，胡道静先生逝世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