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　六十二岁 二月　联合国文教组织聘其为“世界人类科学文化编辑委员会”委员。 夏普林斯敦大学聘约期满，仍任荣誉主持人。
　　 十一月下旬至年底在台湾作演说和讲学。
一九五三年　六十三岁 一月离台经日本返美。
一九五四年　六十四岁 二月至三月　到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担任“临时主席”，向蒋介石递送总统当选证书。
　　 四月五日，离台赴美。
一九五五年　六十五岁 在美国各地讲学。
一九五七年　六十七岁 九月二十六日，以所谓“中国代表团代表”身分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反动演说。
　　 十一月 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一九五八年　六十八岁 四月，离美抵台北。
　　　九月五日，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二十九次年会”。
一九五九年　六十九岁
　　　二月一日，任所谓“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
　　　七月　出席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次东西方哲学会议，接受夏威夷大学人文博学位。
　　　九月　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次年会。
　　　十一月　一日，主持“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及第三届评议会第六次会议。
一九六Ο年　七十岁 仍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著〕《丁文江的传记》 （南港中央研究院，一九六Ο年；台北，启明，民国四十九缩印本）
　　　十一月〔编〕《乾隆甲戌脂砚齐重评石头记》 （影印）（台北，自印本，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七十二岁 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下午六时半，在“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时，因心脏病猝发而逝世。

一九四二年　五十二岁 一月至八月　仍任驻美大使。
　　 九月八日，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一九四三年　五十三岁 一月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一九四四年　五十四岁 九月　应哈佛大学之聘，前往讲学。
一九四五年　五十五岁 四月二十五日，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表之一，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
　　 九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在回国前暂由付斯年代职。
　　 十一月　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一九四六年　五十六岁 六月一日，由美国动身回国。
　　 七月五日，抵上海。经南京时稍作逗留。月底，到北平。
　　 九月　十一日，飞抵南京。十五日，出席国民政府的“制宪国民大会”。
　　 十二月　二十三日，出任国民大会“宪草决议案”整理小组成员。
一九四七年　五十七岁 仍任北大校长春国民政府拟委他为考试院长及国府委员，未接受，说：“不入政府，则更能为政府助力”。
　　 十二月　主编《申报·文史》周刊。
一九四八年　五十八岁 仍任北大校长
     三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出席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当选为第一届的人文组院士。
　　四月四日，“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
　　九月被选为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
　　〔著〕《胡适的时论》 一集（六艺书局，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九年　五十九岁 一月十四日，赴上海。
　　 三月下旬　在台湾住了七天，又回上海。
　　 四月 六日，在上海坐船前往美国。
　　 十一月 二十日，《自由中国》创刊号在台北出版，推其作“发行人”。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北大五大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四九年）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台北，自由中国社，一九四九年）（即《胡适时论》一集的增改本） 〔著〕《齐白石年谱》 （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Ο年　六十岁 三月初　到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被推为该会干事长。
　　 五月十四日，普林斯敦大学聘他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为期两年。
　　 九月　就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一九五一年　六十一岁 仍任葛思德田方图书馆馆长。
　 〔编〕《台湾纪录两种》 （与罗尔纲合校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一九五一年）（即胡铁花先生的遗著《台湾日记》及《台湾禀启存稿》，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作 台湾文献丛刊第七十一种。）

一九三二年　四十二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常会。
　　 五月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合办的《独立评论》出版。
　　 七月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八次年会。
　　 十二月　去武汉大学讲学，并与蒋介石先生第一次见面。
　　 是年　德国普鲁士科学院选其为通讯委员。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 （十二讲）（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四十三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　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会第七次常会。
　  三月　三日，与丁文江、翁文灏密电蒋介石先生：“热河危急…… 非公即日飞来挽教，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十三日，与丁文江、翁文灏同去保定谒蒋。十九日，又找何应钦、于学忠，策动中日停战谈判。
　　 六月十八日，在上海起程赴美国。
　　 七月　在芝加哥演讲“中国文化的趋势”。是月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年会聘他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
　　 八月至九月　在加拿大的班府出席太平洋学会第五次大会，并到加沙大学演讲。
　　 十月初　乘船回国。
〔著〕《四十自述》（第一册）（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三年）〔译〕《短篇小说》 第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四十四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二月　鞍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董事常会。
　　　 五月　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会第十次董事年会
　　　 十一月　去南京出席考铨会议。
一九三五年　四十五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五日，在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九日，到广州。十一日起，在梧州。南宁、柳州、桂林、阳朔等地演讲、游览。二十五日，到香港，旋回北平。
　　 四月十九日，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十一次董事年会。
　　 七月初　到平绥路去旅行。
　　 九月　七日，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
　　 十月　二十六日，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常会。
　〔著〕《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后删省为《胡适文存》 第四集，台北，远东，一九五三年） 〔著〕《南游杂忆》（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一集：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四十六岁 上半年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七月七日，到上海。十四日，启程赴美，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
　　 八月室十月　在美国和加拿大大各地演讲。
　　 十一月初　在旧金山启程回国。
一九三七年　四十七岁 上半年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七月八日，离北平。十一日，到卢山，得到蒋介石先生的接见，随后参加卢山谈话会。二十八日，返南京。三十一日，蒋介石先生邀其同张伯苓、梅贻琦等吃午饭。
　　 八月十三日，被聘为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议员。
　　 九月至十二月去美国作非式的外交工作，见过罗斯福，并在旧金山 哥伦比亚电台发表“中国在目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
一九三八年　四十八岁 一月至五月　在美国及加拿大游历及演讲。
　　 六月　被选为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六月至七月　继续在美国及君拿大游历及演讲。
　　 八月　转游法国、瑞士和普鲁士。
　　 九月　十七日，国民政府任命其为驻美全权大使。
　　 十月　三日，由欧返抵纽约。五日，赴华盛顿就任。三十一日，作“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的诗：“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向前”。
一九三九年　四十九岁 仍任驻美大使。
〔著〕《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七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一九四Ο年　五十岁 仍任驻美大使。
　　　三月五日，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
一九四一年　五十一岁 仍任驻美大使。

一九二二年　三十二岁 仍在北大任教。
　　　　　二月　十八日，被推为中教育改进社筹划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赔款部部员。
　　　　　三月二十三日，去天津南开大学讲学，为时三周。
　　　　　四月二十五日，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文学系主任。
　　　　　五月七日，由他主撰的《努力周报》第一期出版。十四日，与蔡元培、王宠惠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好人政治”。
　　　　　七月　在济南讲“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八月　出席“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届年会。
　　　　　九月　《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出版。月底，出席国民政府教育召开的学制会议，为起草宣言者之一。
　　　　　十月　鞍济南出席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 （姚名达订补）（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三十三岁
　　　　 一月　向北大请假一年，到杭州烟霞洞养病。
　　　　 四月二十一日京，月底抵杭。
　　　　 四月　得鲁案委员会授予的三等嘉禾章。
　　　　 十月　到上海商科大学讲“哲学与人生”。是月，又去南京东南大学讲“书院制史略”，月底回北京。
　　　　 是年　任《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主任。
一九二四年　三十四岁 仍在北大任教。
　　　　 六月　　筹备《现代评论》。
　　　　 八月　　与丁文江同在北戴河避暑。
　　　　 十月　　推荐王国维为清华学校研究院院长。
　　　　 十一月五日，致书王正廷，对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提出抗议。
　　　　 十二月　十三日，《现代评论》第一期出版。
　 〔著〕《胡适文存》　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三十五岁 仍在北大任教
　　　 二月　参加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
　　　 三月　应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会员。
　　　 五月　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兼财政委员会委员、索引委员会书记。
　　　 十月　到上海治病。在此期问，至政治大学及中国公学讲中国哲学，并与郑振铎、高梦旦同游南京。
　　　 十一月　被推举为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书记。
一九二六年　三十六岁
　　　 二月至七月中旬　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访问团”，从上海到汉口、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访问。
　　　 七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　经西伯利亚到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中间去了一下法国。
　　　 十二月　三十一日，坐轮船去美国。
一九二七年　三十七岁
　　　 一月至四月中旬　在美国纽约、费城地游历并演讲。
　　　 四月　十二日，由西雅图上船回国。 　　　　二十四日，到日本横滨，暂住二十三天，游历了京都、奈良、大阪等处。
　　　 五月底　回上海，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书店。
　　　 六月　被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
　　　 七月至十二月　在上海写作与讲学。
　　 是年　按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任新月书店董事会董事长及编辑委员会委员。
　 〔著〕《戴东原的哲学》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七年） 〔编〕《词选》　（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三十八岁 二月　受上海东吴大学及光华大学之聘，作哲学讲座。
　　 三月　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
　　 四月　与高梦旦等同游卢山。三十日，就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自兼文理学院院长。
　　 五月　鞍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 〔著〕《卢山游记》（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三十九岁 仍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
　　　 一月　鞍杭州出席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第三次常委会，辞去董事。
　　　 六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天津举行第五次年会，复选其为董事。
　　　 九月　鞍州参观“西湖博览会”。
　 〔著〕《人权论集》（与梁实秋等合著）（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Ο年　四十岁 上半年　仍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理学院院长。
　　　 四月十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七月到南京出席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第六次年会，会上被聘为编译委员会委员长。
　　 八月　鞍青岛小住。
　　 九月　　去北平，曾在北平大学演讲。
　　 十一月　月初回上上海。二十八日，全家搬至北平。
〔著〕《胡适文存》 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胡适文选》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前九章（油印本） （吴淞，中国公学，一九三Ο年；台北，胡适纪念馆，一九七一年 印手稿本；此本未续完。其中“秦汉之间的思想”一章的两 个部分后来收在文存里，题作“读吕氏春秋”及“陆贾新语考”。其中“淮南王书” 的一章后来单行，即题作《淮南王书》。） 〔编〕《神会和尚遗集》（校编）（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
一九三一年　四十一岁 一月九日，赴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会后回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四月二十四日，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六次执行财政联席会议，通过北大与中基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
　　 八月　应丁文江之邀，到秦岛小住。
　　 十一月　写信给宋子文，主张依据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项原则与日本交涉东三省的善后问题。
　　 是年　任太平洋学会在华会议的主席。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 卷一（北，北大出版部，一九三一年） 〔著〕《淮南王书》（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三一年）

一九一一年　二十一岁 仍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
　　　　　　 七月　被举为赔款学生会中文书记。
一九一二年　二十二岁 　九月转入文学院，修哲学、经济、文学。
　　　　　 十一月　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
　　　　　 十二月　代表康乃尔大学大同会，到费城参加世界大同总会，被推为宪法部干事。
一九一三年　二十三岁 仍在康乃尔大学文学院学习。
　　　　　　 五月　被举为世界学生会会长。
一九一四年　二十四岁 四月　被委为康乃尔大学学生学生会哲学群学部部长。
　　　　　　 六月　十七日，行毕业式，得学士学位。
　　　　　　 九月　被举为《学生英文月报》主笔之一，负责国内新闻。
一九一五年　二十五岁 一月　九日，康乃尔世界学生会举行十周年纪念祝典，以干事长身分作“世界会之目的”的演说。
　　　　　　九月　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为杜威。
一九一六年　二十六岁 仍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
　　　　　　 自二月起，与陈独秀、朱经农、梅光迪、任鸿、杨杏佛等讨论文革命问题，并作白话诗。
一九一七年　二十七岁 一月二十七日，在费城演讲“美国如何能协助中国之发展”。
　　　　　　五月　二十二日，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
　　　　　　六月起程返国，七月十日到达上海。
　　　　　　八月　任北京大学教授。
　　　　　　十二月　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是年　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一九一八年　二十八岁 仍在北大任教。
　　　　　　三月　任选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
　　　　　　十一月　二十三日，去天津与梁启超见面。是日，母冯顺弟病死。
一九一九年　二十九岁 仍在北大任教
　　　　　 一月　被聘为《新潮》杂志顾问。
　　　　　 二月　参加《新教育》编辑部工作。又被选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
　　　　　 五月一日，在上海迎接杜威来华讲学。不久，与蒋梦麟去拜会孙中山，谈“知难行易”学说。
　　　　　 六月　接办《每周评论》，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十月十二日，参加教育部及北京大学等在中山公园为杜威六十岁生日举办的祝寿活动。
　 　　　　是月，陪同杜威去山西讲学。
　　　　　 十一月　代理北大教务长（因马寅初教务长患眼疾请假）。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九年重排收在商 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此重排本在一九五八年由台湾商务印 书馆印单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 （中古哲学史前七章）（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一九年； 此本未续完。其中第七章“王充”曾在杂志上发表，后来收在黄晖的《论衡校释》作为附录 之一。） 〔译〕《短篇小说》第一集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Ο年　三十岁 仍在北大任教。
　　　　　 四月　在国语讲习所讲“国语文学史”。
　　　　　 五月　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年底与《新青年》脱离关系。
　　　　 〔著〕《尝试集》 （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二Ο年；一九二Ο年的第二版略有增删，一九二二年的第 四版增删很多。）
一九二一年　三十一岁 春　养病在家
　　　　　七月　斑梦旦邀其去上海暂住，拟请他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未允，转荐王云五。
　　　　　 下半年　除在大任务外，去国语讲习所讲了八周“国语文学史”。
　　　　 〔著〕《胡适文存》一集 （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二一年；《胡适文存》一、二、三集与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曾由台北远东图书公司重排印作《胡适文存》四部合集，一九五 三年二月□版。这合集的四部每部都经胡先生自己删省若干篇。）

胡适生平年表



一八九一年 一岁 十二月十七日　生于上海大东门外。
一八九二年　二岁 二月底　随母冯顺弟移居浦东。
一八九三年　三岁 二月　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先住台南，后迁台东。
一八九四年　四岁 在台东由胡传教认方块汉字。
一八九五年　五岁 二月　因中日战争爆发，随母离台湾回上海。
　　　　　　三月　去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熟读书。
　　　　　  八月　胡传(铁花)病死于厦门。
一八九六年　六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七年　七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八年　八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九年　九岁 在家塾读书。 开始接触中国古典小说。
一九００年　十岁 在家塾读书。
一九０一年　十一岁 在家塾读书。《资治通鉴》中引述范缜《神灭论》片断，对其影响极深。
一九０二年　十二岁 在家塾读书。
一九０三年　十三岁 在家塾读书。开始学“反切”。
一九０四年　十四岁 一月　与江冬秀订婚。
　　　　　　 二月　从三兄洪□到上海，进梅溪学堂。
　　　　　　 是年　读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邹容的《革命军》。
一九０五年　十五岁 春　澳进澄衷学堂，在那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等书。
一九０六年　十六岁 暑间　考取中国公学。
　　　　　　 是年　加入“竞业学会”，并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小说、诗歌与文章。 一九０七年　十七岁仍在中国公学读书。
　　　　　　 五月至七月　因脚病回绩溪疗养。
一九０八年　十八岁 七月　主编《竞业旬报》。
　　　　　　 九月　转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一九０九年　十九岁 十月　新公学解散，因失学失业，在上海过放荡生活。
一九一０年　二十岁 春在华童公学教国文。
　　　　　　 五月　同二哥绍之去北京温习功课。
　　　　　　 七月　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因用“胡适”的名字报考，此后就正式叫胡适。
　　　　　　 八月　十六日，从上海坐船去美国。
　　　　　　 九月　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胡适、傅国涌眼中的毛泽东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差不多快十 年后，１９５４年，他为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所写的序中重提此事，说：
“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任务也宣告失败，因为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外交的生 手’。„„事实上，在理想主义澎湃的那些日子里，我跟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生手们同 样的天真。的确，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 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共产党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 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获取 今后五年里没有人能够跟他抗争的政权。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毛泽东到了重庆，陪他同来的有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也是 一个外交的生手。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先生本人。当 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４年版，１８９５页）
胡适自己也承认他那书生的天真。１９４５年的毛泽东早已不是“五四”前北大的旁 听生、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而是手握重兵的一党之魁、两强对峙一强，当然不会把 这位手无寸铁的胡适放在眼里，时移境异，随着毛泽东在共产党阵营中的崛起，他也不再 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了，北大留给他更多的只是屈辱的记忆。在毛的心目中，当年给胡 适写信、写明信片、乃至登门拜访时的那份尊敬和谦卑，都已荡然无存。
毫无疑问，“五四”时代，彻底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青年毛泽东曾是胡适的热烈崇 拜者，虽然胡只比他大了两岁。直到１９３６年，毛还亲口告诉斯诺，他是陈独秀、胡适 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毛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就是受了胡适的影响，为此他曾当面向 胡适求教，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也说过，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１９５ １年５月１６、１７日，胡适连日读了萧三《毛泽东的初期GM活动》，他把其中有关毛 泽东年轻时办“自修大学”的经历抄在了那两天的日记中。１７日，他读了胡华编的《中 国新MZ主义GM史》，把有关毛泽东办“自修大学”等内容抄在了当天的日记中。他回 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１９２０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 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 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 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安徽教育出版社２ ００１年版，１２３页）
周策纵在《胡适杂忆》中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受了胡适《沁园春•新俄万 岁》的影响而作的。胡适总是忘不了这一切，忘不了１９４５年给毛泽东的电报，他晚年 还几次提及那份用文言起草的电报。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９日，胡适在台湾，生命已进入 倒计时。那天的《民族晚报》上有一篇玉垒生的文章《胡适文言信》，其中引用了他１９ ４５年８月４日给毛泽东的电文，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看了以后说，这个电报好象没 有留稿，“电报，我差不多都用文言，可以节省电费，而且有些成语，或如韵目，的确可 以省了许多字。”他指出几个排错的字，还在旁边注上了１３个字：“从纽约发给毛泽东 的无线电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３８４３～３８４４页）
１９４９年以后，胡适虽身处海外，但几乎无时不在关注大陆的命运，文化的浩劫、 知识分子的境遇、人民的苦难等，都让这位漂泊的游子牵肠挂肚，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清算 运动没有让他多么痛苦，反而感到自己几十年来传播文明常识、ZY思想的努力没有白费 。虽然他一度收集了很多大陆批判他的材料，准备写一篇长文来个总答复。比他年轻十几 岁的朋友叶公超劝他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 是最有力的武器。”（《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２４５—２４６ 页）最后，他也就没有写什么回应文章。相比之下，反胡风运动、１９６０年饿殍遍野的 报道却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在他生命的黄昏，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判断，就是建立在这 些历史事实之上的。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惧怕胡适的思想，根子就在于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 重怀疑，重实证，与毛的愚民政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毛企图以无所不在的思想灌输 、强行洗脑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从，最后将天下变成他一个人的囊中之物。在这 个意义上，他才要对离开大陆的胡适进行缺席批判，当作一个靶子来打。
１９５６年９月，胡适已６６岁。他在去美国加州大学讲学的途中和记者谈到《新青 年》和《独立评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地位时说：“从那时候开始，ZY思想和共产 主义便不能相容。”（同上，第七册，２５４６页）他还说：“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 ，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胡适的影子’，消灭‘胡适的幽灵’。共 产党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证明这种思想在广大中国人民心里，发生了作用。中国人民一日 未丧失MZZY的信念和怀疑求证的精神，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便一日不能安枕。郭 沫若等一帮文化奴才便要继续清算我的思想。”（同上，２５４７页）
他感叹，大陆不仅没有说话的ZY，特别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说话的ZY。“中国知识 分子就不能说许多非出自本身或虚伪的话，颂扬不值得颂扬的事，或不谴责他们内心不愿 谴责的师友。总而言之，没有不说话的ZY，就逼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讲政治性的谎言” 。“当共产党政权命令全国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时候，我的朋友或学生，都不得不说出他们 对我的批判或痛骂。他们充分知道我会了解他们并没有不说话的ZY。”（同上，２６０ ０页）
１９６１年，胡适７１岁了，这年１０月２５日，他在给赵聪的复信中说：“‘人民 文学’发表的《鲁迅传》戏本，我尚未看见，**恶诋我和我的师友，我见惯了，看作当 然应该有的‘戏文’，只觉得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未免有点好笑。前些时（１９５７ ）我还曾搜集这一类‘清算胡适的幽灵’的出版品，居然收集了一大堆。近年来，连这点 兴趣也没有了，——原因只是嫌‘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了’。”（《胡适书信集》下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１７１２页）
也是在１９５６年９月那一次，胡适在谈及胡风事件时幽默地说：“胡风真是该死。 张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风’。在共产党一条鞭的奴才文艺制度下，他 偏要提倡什么文艺ZY。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胡风自然应该清算。但是胡风事件可以说 明ZY思想依然在共产铁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胡风可被清算，新文化运动已在匪区中止 。昔日的文化GM者正在接受审判。但ZY的思想将继续在匪区展开。”（《胡适之年谱 长编初稿》第七册，２５４７—２５４８页）
１９５７年６月７日，中国大陆“ZY的假期”突然告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运动眨眼变成了“控诉和整肃‘右派’人士”的运动，毛泽东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 ”，当年和胡适一样怀抱ZY理想的同伴纷纷落马。９月２６日，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发 表长篇演说，为大陆发生的“抗暴运动”而欢欣鼓舞。“有些人说中国共产政权已经抓住 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绝对不确的。„„最近中国学生的抗暴运动，给了我们最好 的证明，就是经过八年的绝对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国青年学生还是几乎一致的反对**政 权。”（同上，２５９８页）同时，“对于这些受到共产党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 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产党BZ斗争的同胞”表示诚恳的同情和钦敬。他沉痛地说 ：
“在今天中国大陆上，凡是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 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 正在驱作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 暖与私人生活。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 的ZY。”（２６０４）
这是胡适对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的基本认识，他的这一看法至死都没有改变。所以，他 一直惦念着１９４９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朋友的安全。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７日是胡 适６８岁的生日，恰逢北京大学６０周年校庆纪念日，他在北大校友会举行的聚餐会上发 表演说，认为１９５７年春夏之交北大学生创办《接力棒》刊物，发起“新五四运动”， 正是“北大精神”未曾中断的标志，时值毛泽东退居二线，所以他说：“昨天，曾经当过 北大旁听生的毛泽东的下台，‘新五四运动’是其原因之一。”（同上，２７７５页）但 他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并没有下台，而是继续牢牢地掌握着“和尚打伞”的权力，其无限 的权力和异想天开的政策将继续给普通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１９６０年饿死数千万人的 惨剧只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１日，胡适看到吴立行的宣言后说：“大陆上人民饿死的约有六千 万人。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两千多人了。在北京，每 人每月还可配到八两油，在乡村，每月每人只有一两油。前天邵幼轩把她的祖母（邵飘萍 的夫人）的信带来给我看，说副食都不够，‘我们快要干死了’。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两 油，她说的‘干死’，大概是指没有油吃而说的。中国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 力于我何所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得到食物 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 ‘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 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还不如无为而治，让人民自食其力，决不至于这个地步 。”他用红色的原子笔在吴立行的宣言上划了好几处。他指着说：“大陆上人民真的是饿 死了，这些都是真的，真气死人！”（同上，第十册，３４６０页）在胡适身边工作了三 年的秘书胡颂平，第一次听他如此沉痛地说出“真气死人”这句话。但胡适毕竟是胡适， 他还是知道这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并没有反抗的力量。
作为一个学者，胡适晚年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对文化的垄断与宰制，由此造成文化风 气的败坏，乃至文化命脉的中断。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１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 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 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赠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 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 如此通韵法。”（《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 ５６８—５６９页）
也是这一年，程靖宇寄给胡适一些书，其中有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他在５月２１ 日的复信中说：
“关于《宋诗选注》，我实在看不出何以这书会引起那么大的攻击。倘有关此事的资 料，乞寄我一点，我很想看看。我觉得这部书实在选的不好。例如黄山谷，他为什么不选 《题莲华寺院》和《跋子瞻和陶诗》？他选的几首都算不得好诗。大概此君颇得毛酋宠任 ，故招致妒忌，忌者借此书下攻击，意别有在，并非如你说的‘钱真是高明而有胆’也。 ”（《胡适书信集》下册，１３９６页）
不过，胡适也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胡 适口述自传》）
对那些伪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作法，一辈子重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适深恶 痛绝，他感叹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１９６０年５月３日，“五四”纪念日前夕， 记者采访这位年已古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巨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五四运动是共产 党策动吗？”他指出共产党的成立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两年的事，“现在他们说是共产 党的策动，完全是瞎说，不值得一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３２５４页 ）５月４日，北大校友会举行“五四纪念会”，他发表了４０分种的演说，他再次驳斥了 这种编造历史的做法，“但我们算算历史，民国十年（１９２１）７月中国共产党才成立 ，民国八年那里有中国共产党？这是讲历史的人最简单的考据。”即使共产党创始人、被 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民国八年二月就辞去北大职务离开了。学生的爱国 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才知道，在座的毛子水、罗家伦，当时都在场，可以证明。”否定了 英国作家罗勃特《毛泽东传》中所谓“陈独秀在北大召集学生演说，学生们才出去有所行 动”的说法。他也不讳言“五四”那天，自己“在上海蒋梦麟先生家里，晚上还喝了酒。根本不 知道第二天从记者那里才知道北京的情形。”（同上，３２５６页）
不久前去世的李慎之先生曾说：“２０世纪是鲁迅的世纪，２１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我同意这一说法，胡适对世事政局、历史人生的评判未必见得多么深刻、多么高明，然 而真知往往并不那么深奥，即使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里，也能保持独立的思考， 坚持独立的批判，争取说话的ZY，对不同意见的宽容，这些确实都卑之无甚高论。ZY 主义的理想看起来不是那么过瘾，不像狂热的乌托邦足以激荡人心，颠倒乾坤，取而代之 ，但却是离现代文明更接近的思路，那些试图一夜之间在地上建天堂的梦想，那些一心渴 望大同的不着边际的追求注定了将碰得头破血流。既然读了几十年深刻的鲁迅，我们依旧 找不到方向感，那么２１世纪，就让我们走近浅白、清楚的胡适吧，他是人类普世价值在 中国最有力的传播者之一，并身体力行了一辈子，他所走过的路，乃是通向现代文明的路 ，也是一条绕不过去的路。

胡适出走大陆始末
胡适（1891—1962）， 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人。胡适是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正因为胡适作为中国文化界泰斗型的人物， 他理所当然一直是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
1945年4月， 联合国制宪会议期间，董必武曾受毛泽东委托，希望胡适在战后民主建国过程中支持中共。7月，毛泽东再次通过傅斯年向远在美国的胡适转达问候，争取他对共产党的支持。对此，胡适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向重庆发了电报，托人面呈毛泽东。他在电报中规劝毛泽东和共产党向英国工党学习，放弃武力，走议会政治之路。这对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毛泽东和共产党来说，显然是不可能接受的。9月，胡适被国民政府认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倒向”国民党大势已定。
不过，中共并没有放弃胡适。
1948年底，中共在内战中逐渐取得优势的时候， 国共两党在人才资源上也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争夺战。当时，毛泽东曾表示：“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 ”。但胡适对此不以为然， 他说：“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12月15日，北平南宛机场， 蒋介石派专机把胡适运出被共产党军队重重包围的北平城。随后，中共中央宣布胡适是“战犯”。
1948年1月底， 平津形势趋紧之时，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细节办法。1948年12月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 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 蒋介石闻讯两次亲自打电报摧促胡适飞南京， 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 并于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 实施紧急“抢救计划”，“抢救” 对象首先便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平津的知名教授如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同时，胡适还力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 陈垣不走， 胡适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留在亲戚家。当时胡适想小飞机也带不走多少人就同意了。
12月15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传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转天中午，蒋介石便在宫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六天，1948 年12 月21日，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梅贻琦对记者抱怨机场跑道太软， 似是有可以多载几人而不能之意。国民党政府立即授予他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成了国民党历史上最短命的教育部长，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他感到惭愧，实际上，却是相当一部份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飞离北平， 这里有学人们对文化氛围的眷恋， 但更多的是强烈的爱国之情。
当然，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 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劝得急时，他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 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1952年2月， 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 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毛泽东显示了大政治家的胸怀，也是表示对胡适已无争取的可能。
但是后来， 胡适还是决定走了！ 其实，对于胡适的南飞，北平城外的共产党早有意料。
按照共产党的习惯， 知识分子被区分为同情革命的左派和反对革命的右派。一向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式改良的胡适自然是一位十足的右派， 属于反革命的阵营。要把这样一位“阶级敌人”挽留下来，不啻为天方夜谭。
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北平城内犹豫不决的知识分子，作为“抢救学人”计划头号人物的胡适，共产党自然一再挽留，不仅通过电台宣传，而且通过城内的地下党做其工作。时为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的中共地下党员汪子嵩，承担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 汪子嵩仅仅是哲学系的研究生， 与身居北大校长职位的胡适并不熟悉。为了方便工作，汪子嵩首先找到了同情革命的北大哲学系教授郑昕。郑昕与胡适同为安徽人， 彼此向来以老乡相称。当郑昕得知共产党有意挽留胡适的消息后， 利用打麻将的机会，向胡适转达了共产党的意见。但胡适始终没有表态。此时，汪子嵩就已经意识到， 留下胡适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在胡适面前失败的并不仅仅是汪子嵩一个人。在围城之初，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得意门生昊晗曾两次登门劝其留下，并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只要胡适不走， 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却劝告吴晗：“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师徒二人因此不欢而散。
1948年12月15日夜，也就是解放军围城第3天，胡适与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等人登上了蒋介石派来的专机，于16日抵达南京。
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 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 可谓破格示敬。在中原动荡、江山易手之际， 蒋介石仍对其百般礼遇和敬重，令其深受感动。有人私下问他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说：“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到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也许正是出于对蒋介石对他本人的诚挚无伪的礼敬， 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者说从文化心理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所谓知遇与感恩，这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 尽管他本人对国民党似乎是始终没有过好感。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吴两次劝胡适留下，但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1948年的最后一天， 在南京，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胡适一边喝酒， 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不禁潸然泪下。他哀伤的不仅是国民党政权的败亡，还有他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
尽管有不少学者选择了南下， 但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决定留了下来。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 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 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 然而除了一两个以外， 其他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胡适当时大哭一场，心中很不是滋味。
1949年1月21日， 胡适得知蒋介石已下野离开南京，李宗仁任代总统。第二天早晨，他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昊忠信的来信：“总统府资政”的聘书。1月24日早晨，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吴忠信， 恳切地表示：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2月12日，胡适对好友雷震说，蒋介石有意让他出面组织一个在野党， 但他觉得自己“个性不适合”，做不了这件事。
2月13日，胡适接到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陈雪屏的来电，说外交部部长昊铁城希望他来做驻美大使。在这个问题上胡适一直比较清醒。2月14日， 他就复电：“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
就在这段岁月里， 胡适重提了“和比战难”的口号，胡适正是意识到和平是不可能的， 也就接受了蒋介石请他去美国的要求。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达旧金山，还未进港口，海关人员就带来一批新闻记者， 挟着报纸来访问他。胡适忙接过报纸，他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他意识到：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
国民党政权即将在大陆崩溃，美国朋友问胡适的态度，他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 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
5月28日，蒋介石给胡适写了一封密信：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
胡适大致上就是按照蒋介石的这一思路， 开展他最后的外交努力，所以有人说他是“不是大使的‘大使’”。然而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使他深感抬不起头，精神上苦闷极了。
7月16日，胡适在美国展开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无效，他通知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蒋介石对胡适的期盼随之落空。尽管如此， 中共仍然没有停止对胡适的“统战”。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适的老朋友、史学家陈垣《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给胡适的公开信》。此信首先介绍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感受：“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 青年们自由地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最后“劝胡适回到新社会”。但胡适一直坚信此信是“伪作”。
1952年，胡适回忆了当年的复杂心情：
在民国三十八年， 我感到抬不起头， 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 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正是我们的国家。这次出去我很苦痛， 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 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 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 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
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乘军用飞机仓皇逃往台湾。
胡适为了生计，在美国任葛恩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研究员。1950年12月17日，胡适59岁生日那天，收到蒋介石从台湾寄来的亲笔信， 为他祝寿，还邀请他去台湾，胡适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不断传来的有关台湾腐败的消息，已使他心灰意冷。
此时美国政府已对蒋介石彻底绝望， 但又不甘心美国策略在中国的失败， 于是制定了一个暗杀蒋介石由胡适取而代之的计划。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腊斯克约胡适长谈了一个半小时，但遭到胡适的坚决拒绝。他说：“鉴于蒋公对自己的真情礼遇， 决不干乘人之危之事。”
胡适在总结了国民党惨败的原因及教训后， 于1951年5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达4000余字的信，在信中建议蒋介石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有效地改革国民党，而这种改革的首要一条是“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这触及到蒋介石的根本利益，但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动怒， 反而觉得这个远在美国的诤臣仍然关心党国。“由他说去”，是蒋介石多年来调整他和胡适关系的法宝。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 蒋介石派蒋经国代表他到机场迎接。次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返美饯行， 胡适又抓住机会尖锐地抨击台湾没有言论自由，蒋介石竟然表示“这问题当为戒”。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蒋公约我吃晚饭。谈了两个钟点，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 胡适离开台湾的时候， 对前来机场送行的蒋经国说：“总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
1958年4月2日，胡适结束了漂泊的寓公生活， 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