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胡先生先是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处理本大区图书馆业务调整工作。1954年调至新文艺出版社，专门做古籍出版编辑工作，特别是编印目录学方面的工具书。胡先生如鱼得水，在做好编辑之余，他继续整理《梦溪笔谈》。1956年，胡先生校注的《梦溪笔谈校证》问世了。一炮打响，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顾颉刚先生写信给他，称赞“校证”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媲美。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在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书评，对“校证”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校证”对于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指《梦溪笔谈》）”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别提名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另一部就是《梦溪笔谈校证》。
    “校证”蜚声海内外。著名作家、学者曹聚仁先生听说老朋友出版《梦溪笔谈校证》，非常高兴。在他看来，沈括在“中国史上，也是世界上稀有的一通才，对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历史、考古，他都有深刻的研究，并且在各方面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他对天文、历法和算术，都能精通，并且有重要的发明。”而胡先生“把古今中外学人对沈括之学的研究，作了有条理的比次……我相信道静兄不仅善读文学，也必重之不朽了。”曹先生说他“曾推许胡道静和钱锺书为新一代的学人。”这件事，胡先生从来没有同我讲过，也鲜为人知，我是听一位朋友说的，后来，我问胡先生，他才取出一份曹聚仁先生文章的复印件给我看。这篇文章题目是：《胡道静——新一代的学人》，发表于1961年11月22日香港《大公报》第3版。我说：曹聚仁先生把您与钱锺书先生相提并论，不简单呀。他说：“聚仁兄对我过誉了。钱先生是大家，我怎么好同他比，惭愧、惭愧！”胡先生的谦虚是有名的，于此也可见一斑！1981年3月，院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选举新院士和通讯院士，胡先生因为“校证”一书在国际科技史界的重大影响，被推选为新的通讯院士。也是这部“校证”，他和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交上了朋友，李约瑟博士每次抵沪访问，总要拜访胡先生，在“海隅文库”亲切交谈。他说：“胡道静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史学者，他对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正在胡先生致力于整理古籍，出成果的时候，“文革”浩劫岁月来临了。他和家人都遭殃了，胡先生已经完稿的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连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为之题写的封面，以及100多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目》和《南方草木状》三卷等数百万字文稿通通被火葬了，胡先生几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多么令人痛心，令人惋惜！
    但是，胡先生并没有从此罢笔，他常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读书，就要抄书。他自称是“两脚书橱”，意思是说他一生以书为伴，以书为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文化学术又迎来了春天。胡先生已经年近七旬，但他心情舒畅，意气风发，更加勤奋地埋首于故纸堆中，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研究成果。1982年初，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新恢复，他是小组成员。他写了一篇论文《谈古籍的普查和情报》，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首次举行大会，他向大会提出建议。他的这一建议引起了规划小组领导的重视。学术界的朋友都称胡先生是“两栖动物”：既精通目录学，又精通科技史，尤其是农业史。这在中国学术界是很难得的通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胡先生研究成果迭出。他主编影印《道藏》卷、影印《藏外道藏》36卷，他主编《国学丛书》，参与主编《周易十谈》、《十家论易》、《十家论庄》等等。在农业史研究方面，他出版了《农书·农史论集》，书中不仅介绍了我国稀见的古农书版本、内容、价值，又论述了古代农家的学术思想及其贡献。这部论文集倾注了胡先生毕生研究农业史的心血，赢得了我国农业史界专家的高度评价。
    胡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通志馆编写《上海通志》，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有关上海近代史的资料，虽然以后一段时间他转入目录学和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但却奠定了上海史研究的地位。他对上海的历史了如指掌，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上海通”。为了抢救和保存上海史史料，他和另一位上海史专家方行同志等编辑影印了《上海文献丛书》。他关心上海的地方志编纂工作，参加上海郊区十县县志的评审。研究上海史志的青年学者经常去请教他，他总是不厌其烦，有问必答，有时还提供自己珍藏的资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讨论上海建城700年的时候，他曾经和我谈了上海历史上的五次开放。第一次是在南宋末年，朝廷在上海设立市舶分司，正式宣布港口开放。第二次是在元朝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上海镇升格为上海县，脱离了松江府华亭县而独立。第三次是近代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之后，上海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上海发展为东方的大港口。第四次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国民政府中一些志士仁人，试图限制租界中帝国主义的势力，筑起中山环路，1935年又有上海新市区和虬江码头的建设计划。但是，随着8·13的炮声，这一规划很快就夭折了。他说，这一段历史，很少人提到它，我们不要因为它是发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去回避它。第五次就是今天我们的改革开放，这是主动的、真正的、也是最重要的开放。谈起第五次开放，胡先生神采飞扬，格外兴奋，因为这一次开放，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胡先生和中国知识分子真正获得了新生。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煦沐党的温暖，书巢托身，抄校寄娱。我这个平凡的书生，受到人民的关怀，而我所能报答于人民的，始终只是‘两脚书橱’所能做的一点事，并且也未必做得好。不过，我所感受到的，却正是我们广大的知识分子所普遍感受到的。”这是胡先生的肺腑之言，也是我们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